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
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
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
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为1年期LPR的四倍 现为15.4%，以取代原“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规定。
8月20日下午15：00，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宣布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四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
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为民间借贷利率划定了24%的司法保护上限，明确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原因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金融及资本市场都应当为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服务。从中长期看，激发小微企业等微观主体活力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有助于实体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而民间借贷与中小微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整体市场利率下行，是当前恢复经济和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举措。
二是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客观需要
民间借贷的利率本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借贷双方是否约定利息、约定多少利息，均应本着自愿原则并通过借款合同来完成。如果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如果借贷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应当予以保护。但是，如果当事人约定的利息过高，不仅导致债务人履约不能，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和道德风险，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设置了利率保护的上限。因此，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对于引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确保民间借贷平稳健康发展的需要
民间借贷作为国家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近年来，有的民间借贷以金融创新为名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有的甚至与网络借贷、资管计划、场外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众筹等金融现象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涉众性和复杂性。从长远来看，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有利于互联网金融与民间借贷的平稳健康发展。
四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理想的利率标准应当由市场来自发形成。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必然会逐步下降，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将伴随着国家普惠金融的拓展而逐步趋于稳定。因此，过高的利率保护上限不利于营造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符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五是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的现实需求
近几年每年约有两百余万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涌入人民法院，在目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没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利率标准、人民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的情况下，如何划定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人民法院公平公正处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前提条件。故有必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适时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进行修订，给民间借贷纠纷提供更为具体明确的裁判标准和救济渠道。
该决定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多位行业人士认为“决定”影响最大的，当属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民间借贷机构。此前根据最高院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属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受该规定的规制。
某小贷机构从业者表示，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最土的办法——部分息费采用现金收取。一旦资金流显示路径断了，一般较难追查；此外当庭规定“谁主张谁举证”，需要借款人提供支付凭证。
但是这一办法显然不符合政策导向，存在监管风险。其次，“决定”影响较大的还属助贷机构。比如，在一些银行和消金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或AMC合作的案例中，通常银行、消金公司收取24％以内的固定收益，其余则都由担保公司收取。而对于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来说，这给他们的科技能力和场景运营能力带来很大考验。
某持牌消金从业者向消金界表示，按照5.5％资金成本，1％的税金，1％的审批成本，1-1.5％的人力成本，8-8.5的固定成本，6.9-7.4的获客成本和风险损失成本来计算，可谓压力巨大。
此前消金界曾报道，目前已经有头部互联网机构逐步对年化24％以上的客群分层，并尝试“将24％以上的客群调下来一批”，更多从业者担心的是，“决定”一旦实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规模或将大幅增长。
对此，也有不少从业者认为，未来具体的监管权力和细节或将留给银保监会。
三个区间
1、依法受到司法保护的区间，即年利率24％以下的民间借贷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
2、自然债务区间，即年利率24％到36％之间，这个区间的债务属于自然债务，当事人自愿履行该区间的债务，法院不反对，但如果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保护该区间内的债务，法院不会保护。
3、不受司法保护的区间，即年利率超过36％的民间借贷，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法院将认定无效，不受司法保护。
积极扩大金融供给主体
“只有综合考量自由、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因素来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才能起到健康引导、维持稳定、促进发展的良好作用。”郭新明认为，最高法可在参考当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银行贷款利率等因素的基础上，将民间借贷法律保护的年利率由24％和36％两个档次相应地予以降低。
“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差异性，建议在法律规定的最高额利率上限范围之内，还可根据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划分、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状况等因素，赋予地方法院根据本地区情况适当下浮利率上限的自由裁量权。”郭新明提出了一个较为折中的方案。
同时，郭新明建议，应尽快推动出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对经营贷款的机构进行持牌管理，并通过行政监管对其贷款利率进行调控。而对于无牌照的机构或个人，则应禁止其从事经营性贷款业务，否则可进行打击和查处。
嵇少峰认为，应该积极扩大金融供给主体，推进《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的立法。设定清晰的两大监管目标——机构有能力放贷和放给有能力还款的合格借款人。强调对借贷者 消费者权益特别是知情权、利率透明度、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保护；严打信贷欺诈、“套路贷”、暴力催收等恶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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