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人自卫问题
论工人自卫问题
托洛茨基1939年10月25日
何伟 译 龚义哲 校
每一个国家都是统治阶级的强制性组织。只要统治阶级能够通过国家将其意志施加于被剥削阶级，那么这个社会制度就能保持稳定。警察和军队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器。资本家虽然正越来越不喜欢由国家来控制军队，但只要国家能阻止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它就暂时不去拥有私人军队（尽管目前看来，它并未彻底做到这一点）。
资本主义制度在上升时期，国家垄断武装力量被视为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被压迫阶级也这么认为。
上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其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提出武装工人的问题。而且，他们将这种想法看作是来自遥远年代的浪漫回响而拒绝了它。
只有在沙皇俄国，那里年轻的无产阶级在本世纪初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战斗队。这种行动最生动地显示了旧政权的不稳定性。沙皇君主专制政府越来越不能动用它的常规机构，即警察和军队来调节社会关系；它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各种“志愿军”（它利用黑色百人团[1]向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学生、工人等发动了一次次大屠杀）。针对这些攻击，工人及各种民族团体开始组建自己的自卫队。这些事实是预示着革命即将到来。
在欧洲，工人武装的问题在大战结束时才出现，而在美国，这个问题出现得更晚。在所有情况下（没有例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反动的资本家首先开始建立特殊的战斗组织，这些组织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和军队并存。这可以解释为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更有远见、更心狠手辣。在阶级矛盾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不再完全依赖它自己的国家，因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仍被“民主”准则束缚住了手脚。由于不能用老办法来调节阶级矛盾，“志愿”战斗组织出现了，它以肉体镇压无产阶级为目的，它的出现是民主开始瓦解的显兆。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改良主义政党以及工会希望民主国家的机关能够保卫他们免遭法西斯匪徒的攻击，无论何时、何地，这种希望最终都变成了幻想。在严重的危机关头，警察必然要对反革命匪徒摆出一副友善中立的姿态，如果不是彻底合作的话。然而，对民主生命力的极端幻想导致工人迟迟不能组织他们自己的战战斗队。“自卫”这个名称完全符合他们的目的，至少在第一阶段是这样，因为发动进攻的总是反革命匪帮。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支持反革命匪徒的垄断资本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战争。
工人自卫队形成的过程与某个国家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展紧密相连；因此，也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加剧与缓和，兴衰与起伏。社会革命到来的过程并不是平稳而连贯的，它要经过一系列的动荡才会发生，这些动荡彼此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有时还会夹杂着延缓冲突的中场休息时刻，在这些中场休息期间，社会关系会得到缓和，使得革命的思想看似脱离了现实。
据此，自卫队的口号一度会遇到共鸣，有时候又听起来像是荒野中的呼喊，而且，一段时间后，又会重新受到欢迎。
在法国最近几年的历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到这种矛盾的过程。由于慢性经济危机，1934年2月反动势力公开采取攻势。另一方面，自卫的想法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获得了认同。就连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也不得不建立类似的自卫机构。
“人民阵线“政策即工人组织完全跪倒在资产阶级脚下的路线，将革命危机推迟到不确定的将来，使得资产阶级排除了法西斯政变。此外，摆脱了内部紧急危机之后，法国资产阶级发现来自国外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为实现帝国主义目的，它就会立即利用民主已被“拯救”这个事实。
迫在眉睫的大战再次被宣称为是一场保卫民主的战争。正统的各个工人组织采取了公开的帝国主义政策。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已在1934年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在接下来的时期中却陷入了孤立。工人自卫的口号得不到工人支持。他们事实上防范谁呢？毕竟“民主”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法国资产阶级打着“民主”的旗帜参战，并得到了正统工人组织的支持，这些工人组织允许“激进社会党”的达拉第立即建立有着“民主”表象的极权制度。
随着革命力量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抵抗的增长，自卫组织的问题会在法国无产阶级队伍中复兴。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局变化，目前是与战争密不可分的。群众不满情绪的高涨首先会引起上层的最野蛮的反动。军事化的法西斯主义会得到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的扶持。建立自卫组织的问题将对无产阶级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此时谁都必然承认必须向工人阶级提供充足的步枪、机枪和火炮。
美国的政治生活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尽管没有那么生动。经过罗斯福任期内的成功之后，到了1937年秋天，与所有人的期望相反，经济衰退再次卷土重来，反动势力公开以好战的姿态涌现出来。粗鄙的黑格市长[2]一举成为 “国民”象征。柯林神父[3]鼓吹屠杀的布道得到广泛回响。民主党政府及其警察在垄断资本的匪徒面前撤退了。这段时间里，建立保卫工人组织及其出版物的军武装组织思想，开始在最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当中最受威胁的阶层，特别是犹太人当中得到了响应。
1939年7月开始的新的经济复苏，显然与军备扩充和帝国主义战争有关，并恢复了六十个家族对“民主”的信心。另一方面需要补充的是，美国有卷入战争的危险。现在不是捣乱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都在珍惜保护“民主”的政策下团结了起来。罗斯福对国会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黑格和柯林神父远远地退到了幕后。与此同时，1937年非左非右的戴斯委员会[4]，在短短几个月内获得相当大的权威。资产阶级再次 “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法西斯主义”；它想表明它可以用议会手段处理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自卫的口号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吸引力。经历了一段鼓舞人心的开端之后，组织工人自卫的问题好像永远结束了。
在某些地方，很难将工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问题上来。在大量工人已经加入了自卫组织的地方，组织领导者不知道如何利用工人的力量。工人的兴趣逐渐衰减。对此不必感到意外或困惑。工人自卫组织的整个历史就是一段兴衰不断交替的时期。兴衰两个方面都反映了社会危机的痉挛。
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自卫问题上的任务，取决于当前时代的总体环境，也取决于其一时的波动起伏。在反革命匪徒对工人纠察队、工会、出版社等等进行直接攻击的条件下，非常容易将较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吸引到战斗队里来。然而，当资产阶级认为，不用这种非正式武装，而通过“民主”手段来控制群众才更为精明的时候，工人对自卫组织的兴趣必然降低。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放弃武装工人先锋分子的任务？
完全错误。现在，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必然而又即将到来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这个将第四国际与其他工人组织加以区分开来的根本思想，决定了我们的一切活动，包括与组织自卫队有关的活动。然而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考虑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波动，以及暂时的兴衰起伏。如果一个人仅仅从这个时代的总特征出发，而不考虑其他，忽略其具体阶段，那他就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或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每当事态出现重大转变，我们都要调整自己的基本任务，使之适应具体阶段中改变了的具体情况。这就是策略的艺术所在。
我们需要擅长军务的党的干部。因此，甚至在现在的“低潮时期”，他们也必须继续实践工作和理论工作。理论工作必须包括学习布尔什维克、爱尔兰与波兰的民族主义革命者、法西斯、西班牙民兵等各种组织在军事和作战组织方面的经验。我们必须整理出一个示范学习方案，和一间关于这些问题的图书室，安排讲座等等。
与此同时，参谋业务一刻也不能停止。我们必须收集与研究同各种反革命——任何一个反革命组织——有关的剪报及其他信息，同时也要收集和研究与那些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革命作用的各种全国性的（犹太人、黑人等）组织有关的剪报及信息。其实，这些工作与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业务——防范格伯乌——有着密切联系。
正是因为共产国际深陷困境，以及共产国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着格伯乌的国外特务机关，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第四国际将会遭到格伯乌的残酷打击。我们必须能够揭发他们的行为，及时避免这些打击。
除了这种仅为党员所安排的严格限制的工作之外，我们必须为各种具体的目的而建立广泛公开的组织，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些组织同无产阶级未来的军事任务联系起来。要把各类工人体育组织（体操、拳击、射击等），还有合唱团、乐队都囊括进这种组织。政治形势发生改变时，所有这些附属组织都能为建立广泛的工人自卫队而充当直接的基础。
在这份行动纲领的大纲里，我们认为特定时刻的政治气候，首先是国内法西斯主义压力的消减，会使得自卫方面的工作受到限制。情况就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创建一个有严格阶级基础的军事分队也是个问题。
世界大战会迅速到来，并造成灾难性的浩劫，民主的幻想将会再次破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对工人自卫有利的关键转折
但退一步说，战争在此时此刻爆发了，工人的军事训练任务仍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战争爆发时是这种情况，战争爆发前也是这种情况。
不可能事先预测一切实际的可能性；但随着国家扩军，这些可能性无疑日益变大。我们必须十分关注这个问题，为此设立特别的委员会（或是委托给自卫组织的参谋人员，在必要的时刻，将其扩充为委员会）。
战争激起了对军事问题的兴趣，首先，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种兴趣，组织一系列的讲座，讲授关于当前武器类型和战术方法的问题。工人组织要招募这类军事专家，尽管他们与党及其目的毫无瓜葛。但这只是第一步。
我们必须利用政府的备战工作，以便对尽可能多的党员以及受党影响的工会活动家进行军务训练。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以阶级为基础的武装，在贯彻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我们必须把它同帝国主义的备战所创造出的条件紧密联系起来。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纲领问题上动摇，我们必须用群众所能理解的语言对他们讲话：“我们布尔什维克也希望保卫民主，但并不是六十个无冕之王的那种民主。首先我们清洁我们的民主，去除掉资产阶级巨头的污垢。然后我们就会为保卫它而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们不是布尔什维克，会真心准备保卫这种民主吗？但是，你们在竭尽全力保卫民主的同时，不能变成六十大家族及为他们效力的资产阶级军官的盲目的工具。工人阶级必须学习军事问题，以便从它自己的队伍中推出尽可能多的军官。
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国家明天就会要求工人献出鲜血，所以国家今天就应该向工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掌握军事技术，这样才能用最少的牺牲来实现军事目的。
“要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自己建立的正规军和兵营是不够的。工人必须有机会在车间、工厂、矿场上进行军事训练，费用由资本家来出。如果工人注定要付出他们的生命，那资产阶级爱国分子至少应该在物质上做出一点牺牲。
“国家必须给每个能携带武器的工人配备步枪，并在工人方便前往的地方，设立用于军事训练的步枪与火炮的设计训练场。”
我们与战争有关的鼓动，以及我们与战争有关的所有政策都必须对和平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战争的责任完全在资本家身上。但只要我们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推翻他们，我们就必须在他们的军队基层内斗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学会使用武器！”
女工也必须要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必须让尽可能多的女工接受医护培训，费用由资本家承担。
正如遭受资本家剥削的每个工人，尽可能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因此帝国主义军队里的每个无产阶级士兵也要尽可能学习战争的艺术，一旦条件改变，就能利用它为工人阶级服务。
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绝不是。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知道我们的前方是什么。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
注释：
[1] 黑色百人团（The Black Hundreds）是俄国人民同盟和反革命同盟的俗称。他们是一伙反革命分子和“爱国”流氓，存在于俄国内战的整个时期。这个组织得到沙皇政府的秘密支持，专门从事反犹太主义的屠杀和恐吓激进分子。
[2] 新泽西州泽西市（Jersey City）市长弗兰克·P·黑格（Frank P. Hague）是民主党人，在他治下的泽西市政当局昏庸腐败。当泽西市工人要在当地建立产联组织时，他动用政府的力量和警察的暴力，并同公司的打手合作，不让工人建立组织。他禁止工人组织纠察队，并将散发工会传单的人关进监狱或驱逐出城。当有人指控他侵犯了法律赋予工会活动家的基本民权时，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老子就是王法！”——原注
[3] 柯林神父，一个天主教神父，二十年代在底特律的地方广播节目中发迹。大萧条时期，他成了美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全国代言人，担任他组织的“社会正义全国联盟”的领导人，直言不讳是纳粹德国的崇拜者。他们的反劳工，反犹太政策赢得了资产阶级上层和天主教圈子的支持。
[4] 戴斯委员会，即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1938—1969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设立的反共、反民机构。1938年 5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设立临时性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以反共著称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马丁·.戴斯（1901-1972）担任主席，故又称戴斯委员会。参加调查的委极大多数都是右翼反共分子。二战后，该委员会开始传讯证人，侵犯了宪法第一条和第五条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然而，三十年代时，它就主要依赖志愿的证词。他们的首席调查员J.B.马修斯在三十年初曾是社会党的成员，曾在像美国国会反战组织这类的阵线组织中与斯大林派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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