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

下乡

此时已经是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更大规模的运动迫使全社会陷入了混乱状态，白天，张国忠像往常一样出去打砸抢，搞运动，晚上便回家，偷偷的学习这本《茅山图志》，这期间，从不少老知识分子家中又抄出不少老书，甚至包括一本保存完好的民国版《康熙字典》和铅印版的《白话易经》，这对张国忠研究这本以古文为主的《茅山图志》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一晃一年过去了，张国忠对于《茅山图志》的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很多方式方法都已经掌握了，不少以前摸不着头脑的东西，借助一些抄家抄出来的古书，也都能和现实里的物品对上号了，这时张国忠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学出点真本事，去救救那个李大明，那李大明家实在穷得太离谱了。

文革时期谁家都穷了吧唧的，尤其是张国忠家，父亲当初受爷爷牵连被厂里开除了，母亲给一家鞋垫厂看仓库，一个月十七块钱，张国忠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一个月二十块钱工资，张国忠还有个弟弟念高三，全家加在一起，一个月三十七块钱养活五口人，如果谁家穷得连张国忠都看不下去了，那是真穷。

这天，张国忠他妈用报纸包了两双鞋垫回家，说是厂里发的，对鞋垫，张国忠倒没什么兴趣，但报纸上的字却引起了张国忠的注意。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是毛主席的号召，不过在张国忠的眼里，这是一个名正言顺去农村的机会，那里有更多的怪事，也有助于自己学习《茅山图志》。

对于张国忠去农村的事，家里本来是强烈反对的，但张国忠跟校革委会主任关系不错，把念高三的弟弟安排到学校上班了，算是顶替自己，反正弟弟上学的高中早就停课了，稍微有点真才实学的老师基本都被打倒了，这种高中上与不上没啥区别。虽说过去的顶替制度都是儿子顶老子，但在那个乱哄哄的年代，校长就是个挨斗的活靶子，革委会才是大哥大，什么事主任点头，也便没什么人反对了。经济问题解决了，家里也就不怎么管了，毕竟收入没怎么少，却少了一张吃饭的嘴。于是，张国忠收拾了几件衣服，拿着该拿的书，以一名知青的身份，和一群十五六岁的秃小子一起下了乡，而张国忠去的地方，正是李村……

其实张国忠去小站，还是有一定私心的，在文革时期，吃是人们永恒的追求，不知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为什么都那么能吃，尤其是农村下地干活的劳动力，不管是办喜事吃酒席，还是中午在地头上吃棒子面饽饽，从来就没有发自内心的拍着肚子说“我吃饱了”的时候。有多少吃多少，来者不拒，永远不饱。

一年前，李队长家的土豆炖鸡和辣椒炒鸡蛋，在张国忠而言简直就有若昨天，在张国忠印象里，小站是个富庶的地方，遍地良田，家家鸡鸭成群，肉不敢说，但至少每天都能吃到鸡蛋，还有那香喷喷的大米饭，天津小站稻可是全国有名，在旧社会，那是给皇上吃的贡米。

然而，当张国忠真正以一名知青，而不是以市里派来的神汉身份，再次踏足李村时，心彻底碎了。

这里真正种稻米的庄稼地少的可怜，放眼望去，统统是一望无际的玉米棒子和高粱，让人偷都懒得偷。除了在李队长家办的“欢迎知识青年到李村”的酒席上，张国忠吃到了几口久违的肉外，下次吃肉，在张国忠的记忆中就是来年过年的事了。

不过说到酒席，就又是一件让张国忠头疼一辈子的事。

李队长当着全村的知青和村民，把张国忠大捧了一通，说张国忠不顾自己危险帮着村里驱邪镇鬼，而且道行很高，李大明的撞客经过张国忠施法，已经好了不少，至少吃的东西比以前多了，而且每天发作的次数好像比以前少了，什么张国忠年纪轻轻却比邻村许半仙更有本事，这种精神值得广大社员好好学习之类驴唇不对马嘴的话。

无产阶级战士带领村民降妖伏魔，估计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都算上，也就李村有了，下面的知青笑的都岔气了，但李队长仍然义正严词，说个没完没了，当时张国忠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自杀算了，不过好在村民们还是站在他这边的，不时向脸红得像猴屁股的张国忠投来尊敬的目光，对于这些连基本上只认识四以下中国数字的村民来说，当年的地主就是市里派来的人给斗倒的，现在市里派来个人给村里捉妖，好像也不是什么过份的事。

“等等，大家误会了，我是工人阶级的子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鬼神，我只是尽我所能用一些偏方为李大明同志治疗精神分裂症……”张国忠尽力解释，实际上对于扭转李队长和村民认识，张国忠基本上已经绝望了，他这些话，只是说给下面那些知青听的。

此后，张国忠就被安排在了李队长家住，因为李队长觉得家里有这么个半仙，半夜睡觉都睡得踏实。张国忠也懒得跟他解释了，现在在张国忠脑袋里最大的结，就是那个李大明身上的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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