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 钱穆

(历史学家) 钱穆

他中学没毕业，做了十几年的乡村小学、中学教师，之后成为大学教授；

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等执教；

他对经史子集均有研究，堪称一代通儒，尤以治史闻名，著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

他54岁时白手起家，远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他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被誉为“一代儒宗”“国学大师”“一代宗师”……

他，就是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的钱穆先生。

父亲遗言：“汝当好好读书。”

钱穆，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据传是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钱穆的祖父、父亲都是秀才，钱穆小时便接触传统典籍，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

七岁，钱穆被送到私塾读书。

他记忆力过人，9岁时便能背诵《三国演义》。

有一次，叔伯客友问钱穆：“听说你能背诵《三国演义》？”钱穆点点头。一客说：“我来命题，来段《诸葛亮舌战群儒》。”钱穆从容不迫，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而且还揣摩人物个性、身份进行表演，众客友拍手叫好。钱穆也很自得。

第二天晚上，钱穆随父亲外出，路过一桥。

“认识桥字吗？”父亲指着桥严肃地问儿子。“认识。”儿子脱口而出。

父亲又问：“桥字何旁？”儿子答道：“木字旁。”

父亲再问：“木旁换了马旁，是何字？”“骄字。”儿子的脸上露出惶恐的神色。

父亲又说：“你知道骄字的意思吗?”“知道。”儿子点头说道。

父亲拉着儿子的手轻声教诲道：“你昨天晚上的表现，正像那字，你知道吗？”钱穆听罢低头默不作声，心中惭愧不已。

还有一次，父亲教导钱穆的哥哥读《国朝先正事略》。父亲讲到曾国荃攻破金陵，李成典、萧孚泗等先入城有功。

钱穆父亲说，这个地方有隐讳，读书要知道言外之意——无非就是曾国荃破城，头功却被李成典、萧孚泗等抢去，《国朝先正事略》用春秋笔法表达了作者态度。

钱穆在床上偷听到这些，顿时开悟，高兴得没睡着觉。从此，同样读书，钱穆会比别人有更多收获。

钱穆的母亲虽目不识字，但颇知礼节，深为族人所敬重，其教育子女常以“闲话家常”的方式进行，对子女多有启发。钱穆曾称自己幼小初有知识，得益于母亲与兄长之日常家语。

余英时拜入钱穆门下

1904年，钱穆与长兄钱挚一道考入无锡荡口果育学校，开始了小学四年的读书生活。

当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钱伯圭与钱穆同族，他有两个儿子，后来都成了鼎鼎有名的科学家，一个是金属物理学家钱临照，一个是工程力学家钱令希。

钱伯圭见钱穆聪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答道：“读过。”

钱伯圭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

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从而引发出他毕生的治学宗旨和一生的终极关怀：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将何去何从？

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十二岁时，父亲去世，临终前对钱穆的遗言只有一句话：“汝当好好读书。”

此时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但钱穆的母亲坚持不让孩子辍学，她曾言：“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

于是，哪怕是穷到年夜饭都是家族施舍来的地步，钱穆兄弟仍然继续学业。

1907年冬，钱穆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三年零三个月的中学读书生活。

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期间，除格外惜才的校长屠孝宽外，给钱穆印象最深的还有教史地的老师——历史学家吕思勉。

有一次地理课考试，吕思勉出了4道题目，每题25分，其中第3题是叙述长白山的地势军情。

钱穆对此题很感兴趣，首先作答，下笔后思如泉涌，欲罢不能，直到交卷时，才发觉自己只答完了一题。

发卷子后，钱穆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老师还在卷子上写了长长的评语，对他的赏识跃然纸上。

1940年6月，苏州，前排左起钱舒秀、钱穆、钱伟长

在常州府中学堂读四年级时，学校发生了学潮，钱穆、刘半农、瞿秋白等是学潮的代表。

最后钱穆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钱穆依旧欣赏，于是他推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当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遣散师生，所以钱穆只得辍学在家自学苦读，他“未尝敢一日废学”，并学习曾国藩的修身精神，每天早上起床给自己定下学习目标，雷打不动。

遇见“贵人”

从乡村教师到燕京大学老师

1912年春天，由亲戚钱冰贤介绍，18岁的钱穆离开老家七房桥，到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小学教师，由此开始了服务桑梓的乡教生涯。

从1912年起，在10年半的时间内，钱穆辗转4所小学，教书、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

时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钱基博（钱钟书的父亲）读到钱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赏识。1923年，在钱基博推荐下，钱穆转入他兼职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从此两人结下厚谊。

1929年七八月间，已成名的顾颉刚应北平燕京大学之聘，离开广州中山大学北上，途中到苏州家中小住。在东吴大学陈天一的陪同下，到苏州造访钱穆。这是中国现代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的首次见面，钱穆迎来了他生命中的“贵人”，命运发生了深刻转机。

顾颉刚在钱穆桌上看到《先秦诸子系年》草稿，征得钱穆同意，携带回家阅读。顾颉刚对钱穆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直接对钱穆说：“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宜去大学教历史。”

1930年，由于顾颉刚的推荐，35岁的钱穆得到了北平燕京大学的聘请。这年秋天，钱穆北上，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开始了他北平8年的大学教书生涯。

到校不久，司徒雷登在临湖轩设宴招待新任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宴会上直抒己见，以前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内心很羡慕。来到学校后一看，觉得大不以为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这是什么意思？所谓“中国化”又体现在哪里？应该改成中国名称才是。事后，燕京大学特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此外，燕园内还有一处湖泊，景色优美，但还没有名字，但各式各样的名字试了很多，总觉得不合适。因为一时无名，遂根据钱穆的提议取名“未名湖”。

那个时代的老师不好当，一不小心就要被学生轰出去。钱穆连中学都没有读完，如何让众人心服口服？

钱穆凭借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

钱穆的学识用学富五车已经不足以形容了。仅在北平任教的几年时间，他就购书五万余册，为此节衣缩食，把除生活费外的所有收入都投入购买书籍当中。他曾自嘲，一旦失业了开个书店就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

钱穆燕大的学生李素曾回忆：“他在课堂上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他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

同时，随着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刊出，钱穆的学术地位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肯认。《刘向歆父子年谱》全面批驳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的主要观点，是钱穆由一个中学教员跻身大学讲坛的主要学术凭藉。

此外，钱穆还完成了早年重要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的写作。对此，陈寅恪不止一次加以称赞。陈寅恪称《先秦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陈寅恪将钱穆之著作与自己最尊崇的王国维著作相提并论，可见陈对此书的赞赏。

钱穆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年后，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于是辞职。后来顾颉刚再次举荐。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颉刚对钱穆关爱备至。

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给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

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胡适一向好提携后进，也赏识钱穆的学识，于是钱穆便到向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虽说钱穆能到北大任教，胡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钱穆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胡适认为孔子早于老子，他却认为老子早于孔子。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他也毫不掩饰，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当众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哪里哪里错了。

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他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也越听越有趣味……

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寂寞不耐也得耐

孤身在岩泉寺完成《国史大纲》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后，北平各高校纷纷南迁。

1938年秋后，在西南联大，钱穆除了卜居宜良岩泉寺撰写《国史大纲》外，每周还要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宜良去昆明，下车后再坐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赶到西南联大为学生上中国通史课。

钱穆卜居宜良期间，有不少西南联大的同事前来拜访。有一个寒假，陈寅恪来山中相访，在岩泉上寺的楼上住了一个晚上，两人曾在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陈寅恪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汤用彤到岩泉寺时也有此问：“君一人独居，能耐得住这寂寞吗？”钱穆的回答是：“居此正好一心写吾书，寂寞不耐也得耐。”

《国史大纲》出版之前，钱穆将书中引论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文章一经刊布，立刻震动学界。

史学家李埏是钱穆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回忆说：“大西门外有一个报纸零售摊，未终朝，报纸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抢购一空。一些同学未能买到，只好借来照抄。下午，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小茶馆里或宿舍中，讨论起来。此后数日，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据闻，教授们也议论开了，有的赞许，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某一部分而反对别的部分……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

陈寅恪很欣赏这篇文章，对前来昆明的史学家张其昀说：“最近这里的报纸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读。”

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术研究的重点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学问宗主和志业所在。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钱穆没有得到返回北平的邀请。

新亚书院的创立，就像乞食团、托钵僧

1949年，面对时局的动荡，钱穆焦虑彷徨。

此时他收到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的一封来信，邀请他到广州讲学。钱穆遂南下广州。

在广州停留了近两个月之后，钱穆便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

就在这时，钱穆看到了许多从大陆来港的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踯躅街头，心有感触。于是萌发了在港创办学校，为青年提供求学机会的念头。

1949年秋，钱穆在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期间历经坎坷与打击，艰辛难为外人道也。

10月10日，钱穆在亚洲文商学院开学典礼上说道：文化教育是社会事业，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中国人应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并要培养出自家能够适用的建设人才。我们的开始是艰难的，但我们的文化使命却是异常重大的。

1950年3月，学校改名为“新亚书院”。在钱穆看来，“新亚”一词即“新亚洲”之意，即“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钱穆希望把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建成一个传播中国文化、亚洲文化的中心。

“新亚学校”创立时，贺光中负责香港大学中文课务，因见新亚书院教师经济窘困，多次来访，劝钱穆到香港大学兼课。1951年夏，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英国学者林仰山，也请钱穆去香港大学任教，钱穆以“新亚在艰苦中，不能离去”相辞。林仰山又请他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兼课，也为其婉言谢绝。

当时钱穆在新亚书院上课8节，每月收入港币240元，到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兼课可获150美元的研究金，约合港币900元。但钱穆深恐因自己在外面兼职，会影响新亚书院同仁的工作热忱，影响了学校的前途，就毅然放弃了这笔为数可观的额外报酬。

亲眼目睹新亚书院创办全过程的徐复观在《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中称： “新亚书院之创立，盖有类于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

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苦条件下，钱穆硬是凭着一股“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最终把新亚书院办成了香港一流的大学。余英时、叶时杰、唐端正、孙国栋、何佑森、列航飞等人，即是新亚早期的研究生。

钱穆在新亚书院创办五周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新亚这五年来，永远在艰困中。校舍是如此般局促而简陋，图书是如此般稀少而缺乏，教授们永远没有正式的薪给，老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来上堂。学生们大多数交不出学费，半工半读，老挣扎在饥饿线上来校上课，而且是愈来愈穷了。他们凭借这学校几堂课，来作为他们目前生命唯一的安慰，作为他们将来生命唯一的希望。在此一种极度穷窘困顿之下，不期然而然的，叫出一句口号来，说是新亚精神。所以我常说：新亚精神，老实说，则是一种苦撑苦熬的精神而已。”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由学者出任大学校长、兴办教育成绩卓著者不乏其人，但像钱穆这样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凭着“苦撑苦熬”精神创办新亚书院，并使其在国际上享誉盛名者却鲜有其人。就此而言，钱穆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

后来，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弘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因此，“新亚书院”便成了香港中文大学建校三大书院之一。

自1949年秋在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到1965年正式辞职离开新亚书院，钱穆居港办学长达16年之久，他称这16年是他“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

他离开新亚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卸下行政担子，潜心书册，立志在三五年时间里写出一部有关朱子学术思想方面的著作。

“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此时，香港“难民潮”骤起，时局不稳，治安恶化，人心惶惶。

1967年，钱穆夫妇接受蒋介石邀请进驻台湾。蒋介石为其修建别墅“素书楼”。钱穆开始了晚年居台20多年的著述讲学生涯。

晚年居台，钱穆用力最多、用心最专的就是研究朱子之学，《朱子新学案》便是他晚年精心撰写的一部以“尊朱”为一生学术归宿的鸿篇巨著。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朱子新学案》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著名学者杜维明说：“钱穆在阐释朱熹之学上确实做出了重大贡献。自从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在18世纪出版以来，在中文著作中，还没有哪一部作品对朱熹的思想和学术做出过这样广泛深入而且又慎重负责的研究。”

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双目失明。虽目力日弱他仍提出新观点，其著作由其夫人代为整理出版，是为《晚学盲言》。

有一次，他在素书楼家中为学生授课，讲课将毕，他环顾学生，脱口说道：“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学生听后，如受电击，顿时胸热目润，气涌顶门，心中喊道： “天啊，也有这样的老师。”学生明白了，老师上课不是在讲书，而是在作战。作战是要拼命的，要把所有的力量全部拿出来才行。难怪钱穆讲学，直到望九之龄，仍然不厌不倦，富有生命力。

1986年6月9日，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在台湾自己的寓所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从此告别杏坛，他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了最后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毫无疑问，钱穆心中的“中国”正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中国。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他（钱穆）73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

临终前三个月，由钱穆口授，其夫人整理，钱穆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

1990年6月1日，由于“素书楼风波”（台北市议会的一些议员抨击素书楼为“非法占用公产”），为了避免“享受特权”的误解，钱穆夫妇毅然搬出居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素书楼。

两个月之后，1990年8月30日，在“亚伯”台风的漫天风雨中，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辞世。

钱穆一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正业，为后人留下《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80余部、逾1700万字皇皇巨著。

既有《国史大纲》这样以三十万字概括中国史全程的宏观大手笔，也有如《朱子新学案》以百万言分析朱熹一人的思想和学术发展的极致微观之作。其学力之深厚，格局之宏大，即便在大师辈出的民国也属于佼佼者。

学者朱学勤认为，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有三种主要形象，其代表分别是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和钱穆的严谨学业。

历史学家严耕望曾言：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钱穆一生的传道授业，是为中国文化招魂，是为中国文化招义勇兵。

汉学家马悦然说：钱穆在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这种文化态度与学术器局，在当今，亦具有深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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